去医院看病，大概不少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：要么在好几个科之间转了一大圈，费了时间花了钱也没看好病；要么做了数不清的检查，结果全都正常而身体依然不舒服……对医疗质量的不满，如今已成为影响医患关系和谐的一个重要因素。对此，我国着名心血管病专家胡大一教授认为，医院科室分得越来越细，的确有利于疾病的专业化治疗，但这种按身体不同部位的疾病分出的专业科室，不仅影响了对病人整体的治疗，还给病人带来极大的不便。为此，他主张医学分科“分久必合”。胡大一教授还荣获“联合国国际科学与和平周贡献奖”荣誉称号，记者就此话题对他进行了专访。

　　一张废报纸治好了病

　　胡大一教授给记者讲了一个故事：陕北的一位病人常某，上世纪60年代在一所中学任校长。当时正值“文革”，工宣队进学校闹革命，闹得他常常感到心里不舒服，去医院没查出什么病，只是医生无意中发现他有早搏，便确诊为心肌炎——当时他还年轻，诊断冠心病还不够格。从此他辞去校长的职务，开始到处看病：看完地方医院看军队医院，看完县里医院看省里医院，越看越重，最后看得卧床不起。从1967年一直到1987年，他完全卧床长达20年。

　　胡大一教授说：“以往心内科看心律失常的模式基本上是：对感觉心脏不舒服、有早搏等心律失常的患者，老年人是冠心病，年轻人是心肌炎，找不出原因的就是心肌炎后遗症。反正总得给病人戴个帽子，也就是找个原因给病人开药。一种药不行用两种，两种不行用三种。结果是病人看病越看越痛苦。还有的病人二十多岁看病时无意中发现早搏，结果10年后拄拐，30年后坐上轮椅。1987年我从国外回来后，重新思考这种医疗模式，觉得这是不对的。后来通过循证医学大量的事实终于证实：单纯早搏不等于心脏病，更不会有猝死的危险。病人完全应该正常生活、工作。为此，我就写了一篇文章标题为《正确对待室性早搏》，并刊登在报纸上。

　　这一天，校长的儿子买爆米花，包爆米花的，正好是这张刊登有胡大一文章的报纸。儿子吃完爆米花后拆开一看，觉得上面说的正是他爸的“病”，但这个北京的专家又说“这不是病”。于是他赶快跑回家去，让他爸看。校长看后马上就给胡大一写信，说自己“病”到这种程度，活着没有任何意思，自杀又缺乏足够的勇气，看到这张报纸就像在大海里快要淹死的时候，突然间看到一根木头棍子就抱上去，也不知道是不是能把他拖到岸上。最后他问胡大一教授：“我到底属于你在报上写的那种良性早搏吗？”

　　胡大一教授回信说：“你就属于良性早搏，你躺在床上20年都没猝死就是证明。”

　　校长一看回信，病立即好了一大半，开始下床走路，又过了两个月已经活动自如。后来，校长专程到北京见胡大一教授，见面后，他激动地握着胡教授的手说：“我的病已全好了！”

　　胡大一对记者说：“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，其实这位病人患的完全是心病。事实上，良性早搏根本不需要什么药物。偶尔发现有症状时，最好的治疗是给病人认真解释，说明早搏良性无害。如果医生告诉病人这不意味着病，不意味着危险，不需要特别的药物，可能病人很快就好了。但遗憾的是，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造成医生对身心全面健康关注的意识欠缺，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思维套路：早搏是什么意思？早搏就是心律失常。心律失常是什么意思？心律失常意味着会发生猝死。什么是猝死？就是随时可以死——好好的一个人，吓也能被吓死！”

　　类似的病例胡大一遇到不少，正是这些病例使胡大一开始思考一个问题：单纯治疗病人躯体疾病是不够的，治疗身体疾病的同时，必须同时关注病人的精神心理问题。能否创建一种将心内科与心理门诊结合起来的行医模式呢？这即是后来胡大一教授创建的“双心门诊”。

　　美国护士提前走了之后

　　胡大一教授说，目前在我国所有死亡的急性心梗病人中，有一半发生在未到医院时，大多数由心室颤动所致，因为公共场所的心肺复苏和除颤技术还不具备。但在美国的体育场所、机场甚至大型企业都有除颤器。“心肺复苏和除颤技术，经过训练的警察、出租车司机、职员都可以做。”

　　胡大一教授说：“现在医院不仅要注重硬技术的引进和开展，还要重视硬技术的软着陆，即构筑疾病的防治管理模式，以及对病人的服务模式。球囊支架、药物支架、搭桥手术等技术很重要，但如果技术不能被先进的服务模式和管理方法所承载，那么技术的价值不一定能实现。”比如对于心梗病人，时间就是生命，需要早识别、早发现、早除颤、早转送、早开通、早出院，这几个“早”如果实现不了，病人就会有生命危险。如果病人缺乏相应知识，没有意识到心梗危险的程度，可能没到医院就死了；如果医院的服务模式拖拉，交钱、办住院手续、到监护室、写病历等，那么即使病人到得很早，也不能马上得到救治。“所以，如果没有相应的管理和服务模式，纵有再好的技术，也会变得很苍白。”

　　胡大一举了个例子：“第一批心脏搭桥手术在北大医院开展时，由于美国护士提前走了，我们的护士当时还不知道应该教搭桥后的病人学习咳嗽，导致病人的肺部感染非常重。治疗绝对不是一个手术大夫做了就完的事，这是一项系统服务，看上去很小的环节都可能改变病人命运。一个搭桥手术成功的病人，如果后期不关注血糖、血压，不注意二级预防，那么血栓和再狭窄等并发症就会发生。”

　　“病变是疾病的一部分，病变一样疾病未必一样。但目前我国的医学模式更多的是热衷于用技术的操作解决病变，没有整体地去分析疾病。”于是，胡大一教授考虑如何把病前预防服务、得病时的急救、病后的系统管理这几部分融合在一起。

　　不能再“各人自扫门前雪”

　　“各人自扫门前雪”的行医模式，还在一些领域不断地种下恶果。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存在“裙带”关系。糖尿病患者未来发生心肌梗死和脑中风的风险非常大：没有心梗的糖尿病患者，在未来10年中首次发生心梗的风险为20％；而得过心梗的糖尿病患者，未来10年再发生心梗的风险是40％。而且，有80％的糖尿病人最终死于心梗和脑卒中。但在相当长一段时期，医学界却认为，糖尿病就是糖代谢疾病，医生只注意病人眼睛的合并症及糖尿病肾病，而没有关注其心血管疾病。另一方面，在冠心病的患者中，也隐藏着大量的糖代谢异常患者，而以往心内科医生只关注病人的血脂、血压，不关注血糖，最多让查一个空腹血糖―――其实，即便是空腹血糖正常的冠心病人，如果不做糖代谢实验，也有80％～90％的糖尿病患者可能被漏诊。

　　胡大一教授强调：“现在要形成这样的概念：糖尿病就是心血管疾病，是冠心病的等危症；反过来，心血管病就是代谢性血管病（指糖代谢、脂代谢）。心脏科与内分泌科必须形成合作，形成规范的筛查系统：冠心病患者都应常规检查糖尿病，空腹血糖正常的人应接受糖代谢实验检查。”

　　就像心脏科和内分泌科的融合一样，医院心内科与心外科的“围墙”也应该打破。因为，介入技术的发展使医院出现了心内科、心外科争抢病人的情况，本该以病情和治疗指南来确定的治疗方案已变了味儿，渗入了经济利益因素。胡大一教授创建的“心脏中心”即是心内科与心外科的结合，使这一问题得到解决。“双心门诊”则是对心理和躯体疾病的共同关注，是心脏科与心理科的融合。胡大一教授说：“过去，心内科医生不关注、不了解心理问题；而精神科用于收治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床位都不够，更不可能去管那些轻度心理障碍的病人。而在综合科室组建‘双心门诊’，就有可能一站式地解决病人的躯体、心理问题，并把复杂和重症病例转到心理门诊和精神科。”

　　“现在的医学模式是：心脏病归心脏科管，内分泌疾病归内分泌科管，康复归康复科管，心理疾病要去心理门诊，‘铁路警察各管一段’。但实际上病人需要的是综合服务。我国的医院有必要组成一些交叉的研究所、研究室。”目前胡大一教授在我国倡导的“生命网”模式中就包含糖代谢的监测、康复指导内容，未来还将加入对病人运动、饮食的指导，并逐渐形成一个团队式服务。这个团队里有医生、护士，还有搞营养、运动医学的人员，为病人提供一种综合系统的服务。

　　胡大一教授说：“从欧美医学界的大趋势来看，现在已形成一个以临床医学为躯干，以基础医学和群体医学为两翼的新模式，相当多的基础医学和流行病学人员到临床去‘插队落户’，组成一种紧密合作的团队，但以上三家在我国还基本上‘各自为战’，三学科手拉手的局面应在中国尽快推出。”